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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回答!大唐帝国丨珍惜回不到的古代盛世
2020-04-27 00:43:43

  从《妖猫传》浓墨涂写的长恨歌故事,到《长安十二时辰》工笔细描的古都肌理,我们从不缺少有关大唐盛世的

  有一本小书,偏要找回我们与历史、与唐代、与古人的联系。从春秋四季的起居行止、时令佳节的传统习俗,到饮茶、下棋、旅行、运动乃至动物保护、娱乐八卦等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,它着意描绘出一幅幅趣意盎然的唐人生活画卷。

  书名《像唐人一样生活》,并非旨在打造唐朝穿越指南,引导读者诸君像拍摄舞台花絮的摄影师一样,仔细探查一番唐代的幕后故事,及其与当下生活的亲密呼应。

  大唐,不仅有帝王将相发迹变泰的传奇,更有平民众生的袅袅炊烟。五味、四季、三餐,皆是近在眼前的日常——

  慈恩寺虽然地势不高,但是临近曲江,寺里遍植古松修竹,松风竹韵到处,正可荡涤烦热,再加上寺内高耸着慈恩寺塔,游人既可以借塔阴乘凉,也可以登塔顶浴风,算是长安城里除了皇宫外最适合避暑的地方了。也正因为此,每到夏日暑热之时,慈恩寺里都是游人如织。晚唐诗人刘得仁曾经写过一首《夏日游慈恩寺》,诗说:“何处消长日,慈恩精舍频。僧高容野客,树密绝嚣尘。闲上凌虚塔,相逢避暑人。却愁归去路,马迹并车轮。”可见在夏日慈恩寺避暑的游人之多,回程时竟然能达到交通拥堵的程度。

  据说武后朝时的宰相韦巨源曾经写过一本谈论食物的笔记《食谱》,其中说到洛阳阊阖门外有一家饭店叫“张手美家”,海陆美食都能按需供应,而最有特色的是,每到重大节日时店中就会暂时停做其他菜式,只做一样与节令相关的特色菜。《食谱》中记录了一些特色菜的名称:元旦的菜叫“元阳脔”,元宵节的菜叫“油画明珠”,寒食节的菜叫“冬凌粥”,端午节的菜叫“如意圆”,等等。虽然不知道具体做法,但光看名称,就已令人垂涎欲滴了。在记录菜名之余,《食谱》的作者还特地声明自己记录这些事是要“播告四方事口腹者”,可见《食谱》的记载本身也可以看作张手美家广告的一部分了。

  唐中宗执政期间,曾经派自己的养女金城公主与吐蕃赞普和亲。吐蕃迎亲使者到达长安后,中宗听说使者队伍中有马球高手,特地组织了一场唐朝和吐蕃的马球比赛。在数次交手失败之后,中宗派出了自己的侄子李隆基,带领亲王李邕和两个女婿杨慎交、武延秀出场,以四人之力对抗吐蕃十人。李隆基等四人在球场上“东西驱突,风回电激,所向无前”,阻挡住了吐蕃队的所有进攻,令吐蕃使团啧啧称赞。

  元稹曾经写过一道断案的判词,讲到一位西域来的外国使节,住在专门负责外事接待的鸿胪寺中。这位“番客”来自沙漠,很少有机会吃鱼,于是非常期待在中国享受鱼肉料理。然而按照《礼记·月令》的规定,过了孟春之月方能开始捕捞鱼类。外国使节因此愤而投诉,差点酿成国际争端。元稹在判词中认为鸿胪寺做得对,虽然外国使节的需求应当尽量满足,但是“泽梁有禁,杀则以时。信能及于鲲鲵,化方行于蛮貊”。春季不捕鱼,是朝廷对水族的庄严承诺,如果对水族的承诺也能严格遵守,那么国际关系中的承诺自然也不在话下。保持国家的信用,要比满足一位使节的口腹之欲重要得多。

  晚唐名相李德裕,平时没有其他爱好,只是热衷饮茶,他在长安为官时,为了煮茶,特意命人从常州惠山泉运水到京城,当时人称为“水递”。唐代朝野上下竞趋饮茶的风气,甚至传到了远在西域的回鹘与吐蕃。回鹘在中唐时与唐关系密切,经常用名马换取茶叶。吐蕃人生活在高海拔地区,饮食脂肪含量高,需要茶叶帮助消化,因此对茶叶更为热情。他们对茶叶的热爱,也直接促成了中国西南“茶马古道”的形成。

  唐代皇帝常常通过赐物来表示自己对臣下的宠幸,其中就有成分比较珍贵的化妆品。比如玄宗对能使自己“精神顿生”的张九龄特别照顾,因其年事已高,特别吩咐高力士赐下“鹿角胶”与“驻年面脂”:前者是药材,主要治疗老人的腰肌劳损、四肢酸痛;后者则是护肤品,帮助张九龄的容颜永远“风仪秀整”。张九龄收到礼物后连忙上表状感谢,说自己“微躯贱貎,因殊造而载延”,当然这份容颜,主要也是用来“捧日承天”,继续让皇帝高兴的。

  到了闺房门口,新娘推脱妆容没有完成,迟迟不肯出来相会。这时候新郎需要当场写一首“催妆诗”,新娘接受了,才能进入下一个步骤。催妆诗一方面要说服新娘出门,一方面又不能流露出太强烈的催促之意,非常难写。许多新郎就是卡在这首诗上,直到半夜也无法接到新娘。白居易《和春深诗》写到“催妆诗未了,星斗渐倾斜”说的就是这种紧张的状况。当然也有写得很好的,如《全唐诗》中署名徐安期的一首催妆诗,末尾说道“不须面上浑妆却,留著双眉待画人”,其中用到了汉代张敞为妻子画眉的典故,既切合场景,又庄重典雅。

  士族人家为了给子弟创造一个更好的前途,都会尽自己所能让子女向“神童”的方向发展,而这样的需求,又催生了一批以善于鉴别“神童”闻名的意见领袖。比如三国时的王修,史称其“识高柔于弱冠,异王基于幼童,终皆远至,世称其知人”,晋朝时的桓彝则“拔才取士,或出于无闻,或得之孩抱,时人方之许、郭”,都是通过准确鉴别“神童”获得了知人之名。对急于成名的士族子弟来说,得到名士的良好评价,无疑更能吸引选官者对自己的关注;而对王修、桓彝这样的名士来说,正确品鉴幼童,也可为自己带来可观的声望。就这样,幼童和名士在崇尚“神童”的风气中互相合作,形成了双赢共生的局面。

  唐朝宫廷承袭了北朝习俗,女性的地位也很高,她们不但在后宫中活动,也可以参与外朝政策的讨论。唐代女性中出现了武后、韦后、太平公主这样优秀的政治家,都与这样的宫廷文化有关。随着女性活动范围的扩大,她们的教育得到了更充分的重视,唐代后宫之中特别设立了一个叫作“内文学馆”的机构,聘请精通儒学的学士,教授宫女读书写字和各类知识。武后执政之后,将“内文学馆”改名“习艺馆”,去除了“男外女内”的固化性别称呼。习艺馆中配备了十八名博士作为教师,分别教授经史子集、吟咏写作、楷书篆书、道教经典、律令知识乃至算术下棋等各项技能。

  对身体变化极度敏感的白居易常常为自己的头发长吁短叹,他在四十六岁时写了一首《因沐感发寄朗上人》,说自己在沐浴时发现头发的情况很不妙:“渐少不满把,渐短不盈尺。况兹短少中,日夜落复白。”万念俱灰之下,甚至想直接落发为僧,遁入空门。白居易一生的好友元稹,同样深受脱发的困扰。四十岁那年,元稹在四川通州为官,兄长给他寄来一顶白色的头巾,元稹试戴之后,竟然发现头巾已经无法扎住头发,于是作诗感叹:“病瘴年深浑秃尽,那能胜置角头巾。暗梳蓬发羞临镜,私戴莲花耻见人。”不但不愿意外出见人,连在家中揽镜自照的勇气都没了。

  杜甫在中年以后曾写作长诗《壮游》,追忆自己年轻时四处游历的年华。从诗中看来,他先是“东下姑苏台,已具浮海航。到今有遗恨,不得穷扶桑”,享受了一番乘船出海的乐趣,然后南下浙江,欣赏“越女天下白,镜湖五月凉”的美景,回家途中还专程游览了李白想去而不得的天姥山。在第一次参加科举失败之后,他又来到父亲做官的山东、河北一带,“放荡齐赵间,裘马颇清狂。春歌丛台上,冬猎青丘旁”,后来又在山东遇见李白、高适两位“驴友”,三人先结伴在山东“晚登单父台”,又到河南汴州附近“气酣登吹台,怀古视平芜”,玩得不亦乐乎。

  故宫博物院藏李白手迹《上阳台帖》。据考证为杜甫、李白、高适同游王屋山时的作品,上书“山高水长,物象千万,非有老笔,清壮可穷”。

  当放下猎奇的心态,真正感受唐人的日常时,我们会发现,唐人虽然与我们相隔千年,但他们的生活,与如今的人们并没有那么大的区别。这本小书叫《像唐人一样生活》,就是想说明:对当代人来说,唐人的生活,与其说是一出奇象迭出的戏剧,不如说是一面洞彻三世的镜子,映照出我们自己的面貌,也映照出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的缘由。

  当我们说起过去,总喜欢强调它与当下的不同。晚清以后,中国经历了“数千年未有之变局”,向传统告别,大步迈向现代社会,启蒙者们将过去的一切总结为“封建习俗”,加以批判;近十几年来,国力日渐强盛,我们开始努力塑造文化自信,又倾向于将过去的一切都归纳成“文化传统”,大力宣扬。

  不管是“封建习俗”也好,“文化传统”也罢,都好像是游离在当下之外的、需要我们去批评或接受的身外之物。然而事实是,这些看似遥远的习俗或传统,一直以不同的形式、不同的面貌留存到了当下,留存在我们身上。过去从来不会与当下隔绝,这正是过去的意义所在,也是传统的力量之源。

  11月11日晚7点,文学博士、华东师范大学讲师徐俪成携新书《像唐人一样生活》做客慢书房,说说唐人的生活,话话“唐朝的男性和女性”,敬请期待。

  徐俪成,1989年生,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,获博士学位。目前就职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。专业方向为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,在《文艺研究》《文艺理论研究》等刊物上发表论文数篇。业余喜欢收集关于古人生活方式与文化趣味的小知识,曾在澎湃新闻的“私家历史”栏目撰写十余篇关于唐代文史的随笔,受到读者好评。

  本书从春秋四季的起居行止、时令佳节的传统习俗,到饮茶、下棋、旅行、运动乃至动物保护、娱乐八卦等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,描绘出一幅趣意盎然的唐人生活画卷,让严肃枯燥的历史变得亲切可感,伴随读者重返盛唐,拾摭一千年前的光影与红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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